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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忆儿时撂火把,三代人珍贵质朴的元宵节记忆

发布时间:2019-08-09 00:23编辑:情感话题浏览(98)

    “一轮圆月冉冉升,家家户户挑红灯;大人小孩撂火把,漫天地里可劲疯。”又到元宵节了。回想起小时候过元宵节撂火把,那才叫刺激,那才叫过瘾。尽管那时农村很穷。可是穷有穷的玩法,而且玩的刺激,玩的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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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事翻阅手机,各种中秋节的月饼礼品广告。才意识到,又是一年中秋了。

    每到元宵节的前两天,村子里的壮劳力、半大孩子就忙乎起来了,四处搜罗破笤帚头子、破棉花絮子、破绳头子之类的缠成疙瘩,裹成蛋子,扎成火把,越紧越好,越大越好,然后浇上棉油、麻籽油、煤油慢慢浸起来。有条件的一个人都扎三、四个火把。待到正月十五晚上月亮出来的时候,大人们一声号子,那些壮劳力、大小伙便欢呼雀跃地来到村外的打麦场上或是旷野的大路上。离村庄越远越好。上了年纪的老人,抱着孩子的妇女,挑着灯笼的娃娃,排成长队跟在后边看热闹。先是由一个人试撂火把,然后两个人同撂,三个人共撂,最后大家伙排成长溜一齐撂。谁拴的绳越长,谁撂的圆越大,谁撂的最好看。有站着撂,躺着撂,斜着撂,绕着撂,单手撂,双手撂,最本事的还有用牙咬着撂的。那火把点燃起来烧旺以后,即可拽着绳撂。那绳可长可短,能收能放。短时贴身如陀螺,几可烧人;长时甩开似彩虹,势能燎天。那火把甩起来以后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呼呼直响,火花飞溅,火轮飞转,十分壮观。尤其是撂到高潮处,十个人、二十个人一齐撂火把,那真是火轮连火轮,圆圈套圆圈,连成一大片,红了半边天。火花飞溅,精彩不断,分外好看。搁到现在,绝对能上春晚。特别是庄子里的三哥有的是蛮劲牛力,火把缠有笆斗那么大,而且一缠就是四、五个,浸足了棉油,系紧了长绳,点燃火把甩起来,各种招式都用上。一个人能撂二十分钟。那个美呀,简直是美呆了,酷毙了,实在是没法说出来。那才叫带劲,过瘾。惹得大家伙巴掌拍的山响,叫好声不绝于耳。连外庄的老少爷们都赶来捧场。

    元宵节还记得你小时候怎么玩的吗?赶快想!现在想起来了吗?

    图片来自网络

    不知从何时起,就不大热衷于这样的节日了。如果说是年岁长大了,还不如说现在的中秋真的是寡淡无味了。

    那时候撂火把是有危险的。一旦失手烧了衣服,燎了头发,烫了皮肤那是常有的事。撂火把之所以离村庄远远的就是因为那时农村住的都是草房,堆的都是草垛,一不小心就有烧着的危险。早先就有因撂火把烧房烧草的先例。

    但是为什么元宵节要点灯笼呢?别急我特意上网搜过了。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因为这个原因比老太婆的裹脚布还长呢!如果你懒得看就直接跳到下面看看热闹吧!

    人说到底是矫情的高级动物,且这种矫情劲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演愈烈,不讲道理。就拿情怀这个词来说事儿吧。

    出门就是各种促销各种打折,热闹的喧嚣,谁还有一份心思去抬头赏一赏一年一回的中秋圆月。更别说是不在父母身边的人,心中总是有些凄然。

    我也撂过火把。只是那时人小力弱,找个笤帚疙瘩缠些棉絮,蘸上棉油,拴上米把长的细绳,点着火以后抡不圆,甩不开,转不起,顺地拖拉着,跟在大人后面瞎起哄。对那些撂火把本事高的人羡慕得要死,尤其是像三哥那样撂火把的高手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还是正式点,你自己细看吧!别到时候说我误导你们。元宵节挂灯笼原由主要有两种说法:

    “哎呀,年味越来越淡了”

    最温暖的记忆莫过于儿时的中秋。

    红红的火把红红的年,惊险刺激真解馋。真想趁着元宵节扎个火把再去撂一次,再去疯一次,找回记忆,找回童年!

    一是“祭太一神”;二是“燃灯礼佛”。

    “哎呀,现在过年除了吃喝打麻将,就TM剩下无聊了”

    我的家乡是个美丽的村庄,虽然,现在已经有些变了模样。儿时她的样子就已经深深的烙在了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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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太一神”的说法与汉武帝有关。太一神是天神中最尊贵的神,其地位在五帝之上。汉武帝非常相信神仙,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在甘泉宫修建了太一祠坛,并在之后每年的正月十五晚,张灯结彩,大张旗鼓地祭祀祈祷,以求太一神降幅人间。宫廷的这个惯例流传到民间,便逐渐形成了正月十五挂灯笼的习俗。

    年味变了吗?

    那时的我,是个疯丫头,我爱唱爱跳。整个大家庭里就我一个女孩,难免会娇惯些。虽然是在农村,我跟弟弟也都是没干过什么活的,成天脑子里都是玩。当然最喜欢的就是过节。

    “燃灯礼佛”则开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据《西域记》记载,正月十五,印度僧徒俗众云集,观佛舍利放光雨花,认为此时是上元天宫赐福的良辰。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晚在宫廷和寺院燃灯礼佛。这一做法经倡导后流行到民间,便形成了每年正月十五挂灯的传统。

    别不信,可能还真没变。

    最爱的是春节,就是过年。因为,过年对于我们这帮皮孩子来说,简直就是天堂般的日子。不用做作业,不用挨骂,有吃有喝,有玩,还有压岁钱。

    好了,现在知道为什么元宵节挂灯笼了吧!不过我自己过目就忘了,呵呵呵!

    讲一个观点:年,对于孩子们来说,永远都是好玩的。我们之所以觉得无聊大概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孩子那种找乐子的心气。比如说,对于成年人而言,即便过年,我们生活中要思考的难题不会因为年关的到来而搁浅,更别说消失。比如有没有钱啊,工作顺不顺利啊,来年在哪发财啊,再比如找一个脸蛋多么俊俏的姑娘啊。

    其次,就是中秋节,八月十五。

    我只记得小时候的我们都玩疯了。

    和孩子比,我们的思维模式太过现实,在现实中谈味道,扯淡而不疼。孩子的世界多么简单啊,过年了可以穿新衣、戴新帽、放烟花、再挣点压岁钱,无论日子是穷是富,孩子们的命题永远不会变。

    回想起那个时候的中秋节,心中泛起的是绵长的留恋。

    那个时候我们把正月十五叫“火把节”!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灯笼,也没有作家冰心所描述的能干的爹娘,他们不能为我们捣鼓出小桔灯,根本没有桔子吃。

    所以啊,年味只会留给那些天真如孩子般的乐天派把玩。你,我都太现实,别抱怨现在的日子失了年味,套用一句隔壁老王的名言“现在的日子好了,天天像过年”送给诸君,共勉。

    还记得,那时离中秋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小伙伴们都就按耐不住了,提前搜罗材料工具,制火把。

    但是我们并没有感到失落或者沮丧,也不馋那桔子,没有看过的东西自然没有诱惑的力量。

    早上起来,某网站编辑发来邮件,要我写一篇关于元宵节的短文,思来想去,无从下笔,于是拨通了父亲的电话,想问问父亲早年是怎么过元宵的。父亲正在和母亲为我蒸馒头,准备过几天快递过来,以安慰我之因没能回家过年而单调的味蕾。

    我们那里的习俗,八月十五玩火把,孩子们在这一晚可以尽情的玩火,而不会被骂被打,这对那时的我们来说简直就是特赦。

    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火把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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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们找来麻秸,白白细细的很多根麻秸用稻草搓成绳一节一节的绑起来,自家孩子扛着出去显摆,比着谁的火把大,然后就放回家里保护起来,着急的盼着八月十五快点到来,天快些黑下来。

    “火把节”当然需要火把,我们的火把那是相当宝贵呀!

    “我们那时候穷啊,哪过什么元宵节,平时吃啥元宵节就吃啥”

    我也会有火把,我弟弟也会有火把。后来,种麻的人越来越少了,麻秸也越来越少了。就有人用车子的轮胎截成一段段的来烧了。可我还是喜欢麻秸燃烧的香香的烟味,比烧车轮胎的气味好多了。

    从下半年开始我们就开始蓄谋家里家外的扫把头,刷把头。这些物件都是自家地里产的高粱穗子制作而成,不花一分钱。

    “不对,还是要过,要......”,母亲抢过了父亲的电话在一头边埋怨父亲边给我说着。

    八月十五就到了,下午还是三四点的时候,个个都就按耐不住了,抱着自己的火把跟个宝贝似的走门串巷。然后,又打道回府,等待天黑。

    它们当初被母亲用镰刀从地里牵出头,回到家后把锄头倒在地上,锄口向上竖起,母亲便把带着高粱的一把穗子按在锄头上刮,噌噌几下高粱粒子纷纷落下,一会儿一把扫把的材料就出来了。

    我笑。

    那时的中秋节,你趴在哪家厨房窗户一闻都是芝麻糖馍馍的香味,有时还没到家,肚子都已经被填个滚饱了。

    接着母亲把它们捆成一束一束的,最后再把这一束一束的高粱穗并排捆在一起。母亲的手劲很大,这样捆好的扫把紧密结实,当然更加耐用。

    因我家是在大饥荒那几年从河南逃难落户陕西的,父亲的舅舅远在河南,过年的时候没人给父亲送灯笼,父亲就用铁丝网成高冠网子,再在网子外面缠上白纸,下面有一个带眼儿的木疙瘩用来插蜡烛。父亲提溜着自制的灯笼满村子跑,到了正月十五便一把火把灯笼烧了,等火灭了,再从火堆里扒拉出铁丝网,拿回家,挂在墙上,第二年继续用。

    我们的村庄是在一条河坝上围成的,家家户户连在一起围成一个半圆。我是几乎挨家挨户都是得叫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的,大家几乎都是一个姓的。

    快到“火把节”了,看见家里的扫把还相当完好,我的心里就像猫抓的一样难受。

    对了,这里解释一下,在我的家乡有这样的习俗:未年满13周岁的孩子,过年的时候舅舅会给外甥送手提灯笼,到了晚上,孩子们要打着灯笼在村子里转悠,一直要打到元宵节这天,并且要在元宵节当晚一把火把灯笼给烧了。

    我的辈分晚了一些。好处就是好吃好喝的多一些。

    时不时的,我变得非常勤快起来,当然我只是扫地,母亲看不见的时候我偷偷折磨起扫把,要把它整的面目全非。母亲不傻,现在想来她是装着看不见罢了。

    这是我的家乡孩子们的成人礼,是一种心照不宣的仪式,要不然孩子不会长大,据说不遵照此法的孩子,要么过了13岁不是尿床就是未断奶,甚至看到“脏东西”,这都是大人们哄孩子的鬼神之说,究竟为何,无从道也。

    那时没有手机,电话都很少,一到傍晚就可以听到哪家大人在吆喝哪家孩子的小名喊回家吃饭了。

    终于有了废弃的扫把,母亲帮我们把它们甩到屋顶上晒,其实也是为了别家小子顺手牵羊。那时你会看见各家屋顶都撂着几个废弃的扫把或刷把头子。

    父亲说那时候穷,买不起肉,为了象征性的丰富一家人的味蕾,奶奶会在元宵节这天包萝卜馅饺子,孩子们吃的高兴,年也就有了味道。父亲所说的穷,不是一家穷,是放眼望去大家都穷,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不是因为有钱,而是家里孩子比别人少。整个生产队都没电视,元宵节的前几天大队上的文艺队会在村部搭台子吼秦腔,孩子们都跟着大人去村部看大戏,大人们看戏入了神,孩子们在一边打闹,戏台子拆了,年也就过完了。

    我也是经常被妈妈那样从村南头或者北头喊回家吃饭,现在想想妈妈那时的嗓音真是厉害,我之后学的声乐跟妈妈叫吃饭的发声方法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我是美声,她的是原生态。

    终于等到“火把节”这一天,等不及母亲的热汤圆,就拿着自己的宝贝风似的跑出村子。因为要点火大人们不准我们在村子里玩,于是村外的小麦地就是我们的战场,此时的小麦来不及抽穗,所以大人们任我们践踏。

    父亲是家中长子,十多岁的年纪便被划到壮劳力的泱泱之列了,每年过了正月十五,地解了冻,万物也就复苏了,父亲便跟着大人们去生产队出工,刚入春干的一般都是些不讨巧的活,比如翻地,比如往地里推猪粪、鸡粪、牛粪。

    真的怀念妈妈那样的方式喊我回家吃饭,我知道,那样的时光早已远去不返了。

    其实并不晚,我完全可以吃完母亲的热汤圆再来,只是我的心早就按耐不住,因为此时的天还不算黑,只等天黑才能点起火把,不然就浪费了宝贝。

    正如我在文章开始的观点,我也大抵理解了父亲那时候不怎么过元宵节的说法,不是因为无趣,而是因为穷、因为父亲少年老成的责任。

    回到家里,就差不多天快黑了。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起,金秋丰收的鞭炮。来不及吃口饭,就赶忙的抱着自己的火把加入到火把大军中了。

    这时我们就相互比较谁的宝贝等级高,往往像母亲这样捆绑的都会得到很高的评价,有时也有意外,因为有个家伙竟偷得家里的油浇透了扫把头,现在他的宝贝轻易夺下冠军。

    这大概就是如父亲一样生于五十年代的一辈人关于元宵节的穷苦记忆吧!

    最壮观的莫过于天黑下来,远远望去别的地方烧起的一条条火龙。然后自己这边也要争气的烧起熊熊火焰。

    天终于暗下来,邻村的孩子和我们遥遥相望叫嚣,我们把宝贝用铁条或者绳子系住,开始点燃!这时并不是一起点燃,我们要保存战斗力和邻村的孩子血拼,看谁能玩到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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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大人跟着怕出什么意外,其实往往年年遭殃的是刚垛起的草垛,不知又被哪家熊孩子给点着了。点着了就点着了,谁都没找谁点的,谁也都不认账,那晚玩火,谁来都不怕的。

    熊熊燃烧的火把在我们手里旋转绕着大大的圆圈,随着舞动的火把,我们尽情跳跃着,破口叫嚣着,疯狂着大笑着……

    到了我,用相对论的理论来看,该是幸福的一代人了吧!

    那一晚如果有草堆点着了,我们就最开心的,因为那是我们见过最大的火把了。

    忽然有人哭了!

    外公、舅舅离我家很近,到了过年三个舅舅会提溜着灯笼来我家走亲戚,我和姐姐竟能一下子收到六个灯笼。因为灯笼多,我觉得我比其他孩子幸福。

    那时,是我最丰富最快乐的时光。

    哈哈哈!有个穿开裆裤的小子棉裤烧起来了!

    不过有一回,大舅舅给我送了一个个儿太小的灯笼,舅舅还没坐下,我便当着大家的面把灯笼碎尸万段,躺在地上打滚。舅舅见状,知道得罪了我这个小祖宗,立马求饶,不仅给了我零花钱,还骑着车子去村头的小卖部买了大个儿的灯笼。不过因为灯笼太大,我提在手里,灯笼屁股竟还拖在地上,也就一回没打过,成了压箱底的宝贝。

    火把总会烧完的,大家伙都不会回家,因为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习俗叫“摸秋”。

    元宵节前几天,我便一手一个灯笼跟着大孩子们走街串巷,蜡烛点完了也不回家。那时候村里孩子多,到了晚上整个村子便被灯笼点亮,一个个移动的光点,似银河天地倒置,触手可及。

    “摸秋”就是到别家的田地里偷东西。就在这一天,这一晚,我们“偷东西”是被许可的。

    除了满村子打闹转悠,大孩子们还会带着我们模仿古装剧里的青天大老爷。有威望的娃头(孩子王)会让我们提溜着灯笼直直站成两排,装作衙役,他便站在一头的最中间,然后另一个演犯人的孩子便会手假装的被绑在身后跪在地上。孩子王喊:升.....堂......,我们就喊:威......武......,犯人嘴里就喊:青天大老爷啊、小人啊、求老爷饶命啊,不过台词都是陕西方言,惹得大家捧腹。

    可以跑到园子里摘人家的辣椒,话说来年不会生眼病。

    等灯笼灭了,调皮的男娃娃还会以撒尿为由,躲在墙根、树背后,吓胆子小的女娃娃。结果是女娃娃哇哇的哭,我们哈哈的笑。等被弄哭的女娃娃叫来了爹妈,我们早撒丫子跑了。

    当然我也就摘了根辣椒,算是摸了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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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忘记那时中秋的月亮,那样大,那样亮。有着凉意的空气中夹杂着火把的烟味,泥土的气味,还有庄稼的清香。一切都在那轮圆月下都显得格外的醉人。

    图片来自网络

    儿时的我,应该不懂那是醉了的感觉吧。

    元宵节也是要放孔明灯的,不过灯都是大人们用纸糊的,下面用铁丝围个十字架,十字架中间裹满棉花,棉花上倒满柴油,一把火便升了空。孩子们看着灯飞了起来,也都拍起手来。大人们就喊:赶紧追啊,谁能捡到灯,谁一年都交好运气,于是孩子们也不拍手了,都朝着灯飞去的方向,撒腿就跑。有一回的灯做的好,居然飞出了二十里地,孩子们追的也都泄了劲,只好眼看着灯笼飞去,原路返回,一路上都在骂喊话的大人。

    有着月亮的夜晚,对于我们这帮孩子来说,是充满着吸引力的,她像是另一个神秘的世界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正月里东村的舞厅会免费开放,琴奶奶会带着我去舞厅。奶奶牵着我的手,一高一矮的在人群中穿梭,惹得舞厅的人舞也不跳了,都围在一旁看我两。小孩不知道害羞,不知道什么是面子,大人们看的越专心,我跳的越起劲。那时候舞曲简单,都是些被打压过的“靡靡之音”,记得最清楚的是这句:

    在月色下,我们躲猫猫,扒开人家的草堆,然后把自己整个人都藏进去,那时身上似乎跟没长皮似的,现在想想也觉得扎得慌。当时就只顾带着激动的心情等待小伙伴来寻找。找到之后,浑身上下,头发上都粘满稻草,活脱脱一个小傻孩。

    都说那爱情美啊

    似乎大家都知道应该藏在那里,即使这样,还是缕藏不爽。

    我也无所谓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那时流行的歌我都是整盘磁带的跟着唱。所以,我最喜欢的游戏就是丢手绢。丢到谁那被逮到就要唱歌或者表演其他节目。当然,我不想被逮到,我也不怕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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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一个天真烂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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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很晚很晚,家人来找,我们才不舍的回到家里。

    时间久了,村民中居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西村那谁谁谁的孩子舞跳的可好着哩。在没有网络的年代,我居然被人肉搜索了,要是放到现在说不定还能成为小网红。

    记忆中那被月亮浸透的银色世界,永远的停留在了脑海里,再也抹不去了。

    东村还会组织扭秧歌,踩高跷,耍龙,舞狮子,走街串巷的表演,人山人海的围满了村民一路跟着看。表演的都是些跟着东村一个从戏班子退休回家的武生学过拳脚功夫的“江湖义士”,我本该在其中,怎奈胆子小,只好沦为观众。

    家门口,月光洒在爸爸妈妈一晚上打碎的玉米粒上,金光闪闪的,像座小山,若不是怕被训斥,早就上去跳两脚了。

    我小的时候,人们生活条件好了许多,吃已经不是孩子们过年的唯一念想了,孩子们更盼望的是那些充满乡土气息的玩乐项目,还有很多,无奈,大脑选择性的只记住了其中的一部分,而记不起的那些,我喜欢称之为是我们这代人的年味。

    洗漱好上床睡觉,一家人都进入梦乡,银色的月光从窗子洒进屋子铺了满床。搂着枕边的月饼,甜甜的睡。

    2015年元宵节,我回了老家,跟着长辈给先人(死去的人)们烧纸,大家在坟地放了鞭炮,烧了纸钱,遵照乡俗,我用未尽的白纸给从未谋面的爷爷,给奶奶和早逝的三叔叠了简易的灯笼,看着烛火在寒风中微荡,关于童年元宵节打灯笼的记忆一下子如照片一样明晰,涌进了我之脑海,而那年外公和大舅也相继归去,与我阴阳两隔了,我之关于元宵节,关于灯笼的记忆也变得越发的深沉。

    这就是最美的团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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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时的玩伴,几乎每天都在一起,我每天都会去找三妈家的红梅。她比我大一岁,她什么都会做,又勤快。我妈妈就总拿我跟她比,因为我似乎什么都不会。

    梓藤,大姐的闺女,喊我舅舅,姐夫期望孩子如紫藤一般坚韧而上,面临即将到来的人生而取此名。因姐夫父亲早逝,又常年在渭南做生意,所以梓藤一出生便跟着我母亲,我跟梓藤的关系也自然超出了舅舅对于外甥女的爱,以至于在梓藤初识周遭世界的年纪,甚至不愿意别人喊她为刘梓藤,不喊田梓藤便当场撒泼。

    可即使这样,我还是喜欢找她玩。我等她做好饭跟我一起玩,有时就顺便在她家吃了。

    梓藤出生的时候,我还在读书,即便囊中无银两,到了春节我还是要挤出一点钱完成乡俗中舅舅与外甥之间的这一神圣仪式,为梓藤买各式各样的灯笼,灯笼上都画有当年的生肖,有能放音乐的电灯笼,有精致的纸糊灯笼。如我的童年一般,梓藤看着灯笼也会开心的笑。

    那时的我,很简单,很开心。

    梓藤的灯笼好看,我觉得梓藤比我幸福。

    而现在,儿时的他们如今都天各一方,为了各自的家庭喜怒哀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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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越是小时候记得的事,就越不会忘,这个我赞同。

    图片来自网络

    儿时的情景,过了这许多年,依旧历历在目。而长大了之后的很多事,记忆都早已模糊一片。

    有一年梓藤打灯笼,玩的太投入,摔进了土坑,弄折了脚腕,姐夫带着梓藤去医院拍了片子,上了石膏,回来的时候梓藤居然没有哭,还吵着闹着要她的灯笼。无奈,我只好把梓藤推在车上,梓藤手里提着灯笼,还不忘了朝她的小伙伴们打招呼。我混在一群不及腰的孩子中间,被灯笼照亮,周身温暖,似乎闻到了久别的年和元宵节的味道,我也明白了梓藤不愿意去市里过正月十五的原因。

    我庆幸我有那样一个快乐纯粹的童年岁月,这将是这一生的珍藏。

    孩子是家庭氛围的调节剂,自打梓藤出生,顽疾缠身的父母脸上便常挂笑容。去年元宵节,父亲买了孔明灯,喊我一起给梓藤放,我举着灯,父亲掏出打火机,埋着头在下面点,灯亮了,照的父亲两鬓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越发的明显,父亲真的老了。

    又到中秋了,虽不能与父母亲人团聚,但总归还可以通过视频,携着自己的小家一起过中秋。

    孔明灯升了空,梓藤喊:爷爷、舅舅快看,飞起来了,飞起来了。父亲抬头看着灯笑,我也笑,只是眼中含着泪水。

    中秋那夜,我只想远离热闹喧嚣,静静的守着那轮圆月,以慰乡思。

    这就是我关于元宵节的所有记忆,我比父亲幸福,紫藤比我幸福,灯笼虽不同,但乡俗还在,一挂不同形式的灯笼串联起了我们三代人各自不同的命运和关于元宵节的记忆,质朴且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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